刘青石回忆，若朱枫按我说的走海路，吴石不死蔡孝乾不叛

1950年基隆港码头,刘青石盯着那条走私船,心里堵得慌。他刚给朱枫讲完两条撤离路线,一条是他熟悉的海路,慢是慢,但安全,另一条是吴石将军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快得多,可风险也大。

朱枫当时没多想,觉得吴石是国防部参谋次长,这么高级别的通行证肯定靠得住。刘青石劝了好几次,说海路虽然要多花几天,但这些年他走过无数趟,知道哪些关卡松,哪些检查员好打交道。可朱枫已经在台湾待了40多天,任务完成了,就想早点回去。

没人料到,就是这个看似合理的选择,最后把整个台湾地下党都拖下了水。

刘青石做地下交通员那几年,练就了一身本事。他把情报塞进牙膏管,藏在避孕套里,再把牙膏封好,看起来跟新的一样。1949年8月那次最险,他用药水写的密信在沈家门港被太阳晒出了字迹,检查人员就在眼前翻他的包,刘青石反倒主动把包装打开给对方看,一副坦荡样子,就这么蒙混过去了。

海上虽然风浪大,检查也多,但对刘青石来说,那些走私船上的人都是熟人,船老大认识他好几年,知道他是跑单帮的商人,从来不多问。每次出海,刘青石会带些货物做掩护,茶叶、布匹、日用品,真真假假掺在一起,谁也看不出破绽。

基隆到舟山这条线,他走了不下二十次。

可朱枫不一样。她是华东局专门派来的特派员,接的是吴石这条大线。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上船抵达基隆,第二天就跟蔡孝乾接上了头。蔡孝乾这人走过长征,在台湾地下党里地位最高,可他的毛病刘青石早就看出来了,这人太张扬,喜欢吃牛排,天天去波丽露西餐厅,还跟14岁的小姨子搞在一起。

地下工作最怕的就是这种不守规矩的人。

朱枫跟吴石见了7次面,每次都是周三和周六下午四点,在吴石家里。吴石把那些绝密情报拍成微缩胶卷交给她,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配置图、空军机场飞机架数,全是国民党的命根子。这些情报通过基隆的安福号海轮,由一个姓张的大副带到香港,再转送上海。

毛主席看到这些情报,专门写了首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还说要给密使一号记大功。

可到了1950年1月,局势突然变了。蔡孝乾被抓了。

那天晚上蔡孝乾回家,保密局的人早就蹲在那儿等着。谷正文是个老特务,一看蔡孝乾天天要吃饺子,还嚷嚷着想念牛排的味道,就知道这人经不住考验。给他买了一份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蔡孝乾吃完就说愿意带他们去找共产党据点。结果到了一个黑暗的厂房,蔡孝乾趁机跑了。

谷正文在蔡孝乾家里搜出一个记事本,上面写着吴次长三个字。国防部姓吴的参谋次长只有吴石一个,这条线立刻就暴露了。

2月2日,吴石派副官聂曦紧急找到朱枫,告诉她蔡孝乾已经被抓,必须马上撤离。这时候台湾全岛戒严,所有出岛的海空航线都封了。朱枫想走海路已经来不及,刘青石那条走私船虽然还在运作,但要等时机,要找关系,至少得等个把星期。

吴石冒险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让朱枫搭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2月4日傍晚,朱枫拿着这张通行证上了飞机。飞机降落在定海机场,朱枫躲进了沈家门存济医院,等着找船去上海。

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

可这张特别通行证的存根,被特务在吴石家里搜了出来。不但朱枫的去向暴露了,吴石通敌的证据也坐实了。2月18日,朱枫在定海被抓。她吞下二两多重的金首饰想自杀,没能成功,被押回台北。

3月1日,吴石被捕。他的副官聂曦,还有他的老友陈宝仓中将,一起被抓。

蔡孝乾第一次被捕时还有点骨气,趁机跑了出去。可他在嘉义乡下躲了两个多月,实在受不了那种清苦日子,馋牛排馋得受不了,穿着西装就往镇上走。特务一眼就认出这个穿得人模人狗的家伙,4月27日把他抓回去。

这次蔡孝乾彻底垮了。一个星期就把所有人都供出来,地下党的名单,联络方式,藏身地点,他记得一清二楚。因为他的叛变,400多名共产党员被抓,1800多人被审讯,整个台湾地下党组织被连根拔起。

吴石将军是最可惜的。他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时成绩第一,轰动中日两国军界,能文能武,精通英日语,写得一手好诗。1950年6月10日下午,他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写下最后一首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朱枫走上刑场时身穿花旗袍,外面套着针织外套,双手被反绑在身后。照片上能看得清楚,她背颈笔直,脸上没有一丝慌乱。走向刑场的路上,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七弹,血洒台北街头,那年她45岁。

陈宝仓中将和聂曦上校也一起牺牲了。四个人的遗体被草草掩埋在台北富德公墓,直到几十年后,家属才找回他们的骨灰。

刘青石后来说,如果朱枫听他的话走海路,吴石就不会签发那张通行证,也就不会留下证据。没有那个存根,吴石还能继续潜伏,说不定能干出更大的事业。蔡孝乾如果不是那么贪图享受,也不会这么快就被抓,更不会叛变得这么彻底。

一环扣一环,每个环节都出了问题。

刘青石自己也没能幸免。蔡孝乾被捕后,他本来准备带蔡孝乾从海路逃走,船都找好了,藏身的地方也安排妥当。可人没等到,等来的是坏消息。刘青石立刻换上矿工衣服,坐火车去瑞芳,躲进母亲远房侄子家的草房。

有一次他和妻子去找朋友,结果特务早就埋伏在那儿。刘青石被用枪顶着逼问,他装作听不懂北京话,让朋友妻子翻译。僵持了一会儿,刘青石说口渴,就在朋友妻子端水的那一瞬间,他猛地把特务按倒,冲出门去。身后传来妻子被打的惨叫,他咬着牙往人群里钻,逢人就喊有人要杀我。

混乱中,刘青石躲到老同学家里,钻进床底下。老同学的母亲在门外洗衣服,特务追来问人,她故意指了错误的方向。

刘青石后来躲进月眉山公墓附近的荒山,跟几个同伴一起,在墓地周围熬了四年半。每天提心吊胆,白天躲着,晚上出来找吃的。有个叫吴金堂的同伴受不了了,说妻子带着孩子在乞讨,想下山看看。结果吴金堂一下山就自首了,供出了刘青石的藏身之处。

刘青石的父母、妻子、弟弟全被抓了。特务逼着父亲劝他投降,说不下山全家都得死。1954年,刘青石被抓。中统的人说可以放他回大陆,任务是当台湾派出的特务。刘青石心里明白,这是借刀杀人,他回去要么被当成叛徒处理,要么任务没完成被台湾方面弄死。

可刘青石还是决定回去。他认为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被捕的地下党人,有责任向组织汇报蔡孝乾叛变和地下党被摧毁的全过程。他没出卖过任何同志,没泄露过任何机密,问心无愧。

1956年,刘青石上了回大陆的船。一下船,他就把台湾特务头子给的密写药水扔进海里。在北京,他写了几万字材料,把所有经过交代清楚。可组织不敢相信他,毕竟他是从台湾回来的,谁知道是不是真的特务。

刘青石被送到北京郊区清河农场劳动,一待就是22年。直到1979年才被安排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教日语。80年代他跟台湾的亲人恢复了联系,哥哥刘英德劝他别回大陆,说组织不会信你。可刘青石还是回来了,因为他知道有些话必须说清楚。

1983年,刘青石终于被平反。那一年他60岁,青春和半生都耗在了等待和证明自己的路上。

这个故事里最讽刺的地方在于,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朱枫选择特别通行证是为了快点完成任务,吴石签发通行证是为了保护同志,蔡孝乾选择叛变是为了活命和享受,刘青石选择回国是为了对组织负责。可这些选择叠加在一起,造成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台湾地下党的覆灭不只是因为蔡孝乾一个人的叛变。更深层的原因是当时对局势估计不足,以为解放台湾很快就能实现,所以地下党发展得太快太急,很多该严守的纪律都松懈了。蔡孝乾到处吹嘘自己的身份,把联络人的名字随手写在记事本上钞票上,这在地下工作中是大忌。可因为他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干部,跟毛主席周总理都说得上话,所以没人能管得住他。

1949年底1950年初,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基本明朗,台湾看起来也快要解放了。可谁也没料到,金门战役失利,舟山撤退,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整个局势完全变了。原本准备配合解放军登陆的地下武装没了,原本可以提供内应的情报网也断了,台湾问题从此拖了七十多年。

刘青石晚年接受采访时反复说那句话,如果朱枫按我的方法撤,吴石就不会牺牲,蔡孝乾也不会出事。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推卸责任,可仔细想想,他说的是事实。海路虽然慢,但足够隐蔽,走了那么多年从来没出过事。特别通行证虽然快,但留下了书面证据,这在情报工作中是致命的漏洞。

可历史没有如果。

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还惦记着台湾的老朋友,专门提到吴石将军。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朱枫也在1983年获得烈士证书。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这些隐秘战线的英雄终于可以被公开纪念。

刘青石活到90多岁,独自住在北京的小房子里。他一辈子都在想,如果当初朱枫听了他的劝,如果蔡孝乾没那么贪图享受,如果吴石没有冒险签发那张通行证,如果自己能早点把蔡孝乾送出台湾,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可这世上最没用的就是如果。

那些在台北马场町刑场牺牲的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还有张志忠、计梅真、刘晋钰、王正均,他们用生命证明了什么叫忠诚。蔡孝乾的叛变让1100多人被杀害,可这些人里大部分宁死不屈,没有像他那样为了一块牛排就出卖同志。

刘青石说他问心无愧,因为他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在墓地里躲了四年半,被抓后受尽折磨,回国后又被劳改22年,可他从头到尾就守着一个信念,要把真相告诉组织。这种坚持在那个年代显得格外珍贵,也格外悲壮。

2010年,朱枫的骨灰从台湾运回大陆。她的儿子朱明看着骨灰盒泣不成声,妈妈,终于等到你了。从1950年到2010年,整整60年,一个母亲的骨灰才回到故土,一个儿子才能真正送别自己的母亲。

这就是那个年代留下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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