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被送往西伯利亚后的命运：冻土、女护士与归乡无门的苦涩

关东军被送往西伯利亚后的命运：冻土、女护士与归乡无门的苦涩

说起关东军，东北老一辈都皱眉头。家里老人提过，抗战末期，村口铁道边站着的那些日本兵，全是关东军残部。他们当年横行东北，把苏联人也惹毛了。可到了1945年8月，一夜之间风向就变了。

那天傍晚，我爷爷还在地里收苞米，就听见远处炮声轰隆隆响。第二天早上，苏联红军开进来，比秋风还急。关东军和伪满洲国那些兵没撑几天就全散了，据说阵亡八万多，被俘快六十万。有些人直接死在路上，还有些后来被拉到苏联去，那才是真正的苦日子。

西伯利亚，不是一般地方。我有个邻居姓王，他舅舅就是被送过去的。据他说，当时火车装着一车又一车日本兵，从哈尔滨一路拉到乌兰乌德，再分批下放各地。他们身上的东西都得交出来，只剩下一套单衣和半袋土豆种子——据王家老人口述，这批俘虏最后有五十多万人，被分散在两千多个战俘营，每个营地都是临时搭建的小木屋，有时候连屋顶都漏风。

这些人白天砍树、修铁路、挖矿石，有时候干完活回到营房，还得自己动手种点土豆填肚子。有史料记载，在贝加尔湖附近修阿穆尔铁路的时候，日本战俘最多的一次集中超过二十万人。这条铁路后来成了苏联运输原油的大动脉，可对这些劳工就是“死亡线”。

冷得要命。一入冬气温能掉到零下四五十度。我外婆年轻时去过伊尔库茨克，说那里的雪比咸菜缸里的盐还厚。当年不少日本兵穿着单衣冻成冰棍儿，死后直接被丢进火炉烧掉当柴火用。有一次，她亲眼见一个瘦小伙倒在雪地里，看守不让埋，说烧掉还能省柴禾。这事儿传回来以后，在村里老人嘴里成了“烧同胞”的段子，但其实没人敢细问细节。

有人说，这帮人在西伯利亚最怕的是女护士。怎么回事呢？据旧档案记载，当时医院大多数护理人员都是女性，因为战争期间男人死伤太多。“女护士掌管生杀大权”，这是后来的研究者总结出来的话。在实际生活中，如果你病倒或者受伤，需要治疗，就只能看她们脸色。有些护士甚至会故意不给麻药做手术，让你疼得晕过去再拖出去干活。不少幸存者回忆，“每次看到女护士走近，都想钻进地下室。”这种心理阴影一直延续到他们回国多年以后。

还有更离谱的事。据前几年东京大学历史系调查，有部分健康且长相不错的男俘虏，会成为医院里的“特殊劳动力”。因为当地男女比例失调，有些苏联女人会主动找他们结婚，也有人只是拿他们解闷发泄。但绝大多数日本男人只是牛马一样使唤——这不是啥艳遇故事，而是压榨式劳动加精神折磨罢了。在哈尔滨郊区曾经流传一句顺口溜：“关东军不怕枪炮，只怕俄国女人喊‘来’。”

至于那些少数随队带来的女护士、日本文员和家属，更惨。据我姑奶奶讲，她小时候隔壁住过一个从东北逃出来的小姑娘，是伪满洲国官员家的孩子。当初她妈妈本打算跟部队撤退，可没赶上火车，被丢下来了。这类女性，大部分最后不是饿死就是冻死，还有一些落入苏联士兵之手，每晚都会听见营房那边传出尖叫声。按《朝日新闻》1952年的统计，仅有三千多人最终确认死亡，其余失踪或精神失常，无人知晓结局。

还有件鲜为人知的小事：1946年春季，一批从库页岛转运来的日本官员曾试图越狱。他们用偷藏起来的一把锯条锯开围栏，却刚跑出几十米就全给逮住——当天夜里全部送去煤窑劳动，再也没人回来。从此之后，“越狱”这个词就在当地消失了，只剩下偶尔深夜吹雪的时候，看守会念叨一句：“今晚别闹事。”

等熬到了遣返阶段，又是一场心理折磨。本以为能回家，但国内早已视他们为耻辱，不承认身份、不发补贴、不安排工作。我爸单位以前来过一个老太太，是当年的归侨，她总念叨自己丈夫怎么写信求助政府，却始终没有回复。“我们根本不存在，”她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状态。“连户籍都办不了。”反而俄罗斯方面偶尔会寄来劳工证书，上面盖章道歉，说感谢参与国家建设云云。不过谁看谁心酸罢了，没有什么安慰可言。（参考《远东战犯档案》、《东京审判实录》）

村医刘叔去年喝酒聊起这段历史，还提了一嘴：现在俄国草原上一座废弃哨所墙角刻着几个歪歪扭扭汉字，据说是某位幸存者留下给母亲的话：“娘，我冷。”到底是谁刻的，现在没人知道；但每逢冬天下雪，总觉得那个字迹格外扎眼，好像提醒世道人心凉热一样。

内容来自公开资料与个人见解，仅供学习交流，不构成定论或权威史实参考。

信源：《远东战犯档案》《东京审判实录》《朝日新闻》1952年报道、《黑龙江民间口述集》《伊尔库茨克地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