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是毛主席上级，又娶了邓小平前妻，究竟是谁？

前 言

他常言，不论风雨如何肆虐，抑或错误如何频现，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秉持着两大信念：投身革命事业，忠诚于党的信仰。

这段文字摘自《人民日报》刊登的《李维汉同志生平》一文，此文以简约之笔勾勒出了李维汉同志一生的光辉事迹。

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虽在风起云涌的年代并非最引人注目的那颗星，却历经无数磨难，为我国革命事业贡献了卓越的汗水与努力。

01

与众多早期党员相似，李维汉在赴法深造之际，接触并坚信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即与周恩来总理等同仁携手，共同创立了旅欧的中国少年共产党。

在那年终岁尾之际，李维汉同志应毛主席和蔡和森同志的推荐，正式踏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门，跻身于资历最为深远的党员行列。

身为湖南同乡，又同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友，李维汉与毛泽东主席之间拥有诸多交集。

1923年四月，肩负着沉甸甸的使命，他接过毛主席的接力棒，荣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重任。

在接下来的四年征途上，他倾注全力于湖南党组织的广泛拓展，着力构筑以国共合作为坚实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一举措显著加速了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1923年至1927年这一时期，李维汉同志四次出席党的关键会议，始终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积极参与，其党内地位甚至高过毛主席。

李维汉与毛主席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骨干，自党组织在1927年前后转入了秘密活动的阶段，李维汉便屡次遭遇生死的严峻考验。在这其中，1928年初他所经历的一次险境尤为令人瞩目。

彼日，李维汉肩负着中共中央特派代表的重任，正在湖北与湖南等地展开巡视工作。然而，正值“白色恐怖”肆虐之际，他在武汉竟难以寻觅到一栋可租的房屋。无奈之下，他只得暂时寄居在汉口法租界的一家旅馆里。

李维汉匠心独运，化身为一位上海商人，而中共湖北省的书记郭亮以及省委委员夏明翰等众多要员，则纷纷化身为他的密友，前来拜访。他们以搓麻将为幌子，实则暗中商讨着至关重要的议题。

按照预定安排，李维汉的下一段旅程是抵达长沙，但先行者的信息却宛如石沉大海，始终未能有任何消息传回。

在春节欢庆的时节，中共湖南省委遭受重创的消息如疾风骤雨般迅速传遍了各地。省委书记王一飞英勇献身，而继任的任卓宣书记也未能逃脱厄运，不久后即被拘捕，最终竟违背了革命信念。

李维汉的长沙之旅不幸中途被迫中断，无奈之际，他只得暂时在汉口稍作逗留。

尽管湖北并非理想的避风之地，其安全性亦不容乐观。2月20日，李维汉所住的旅店突遭国民党卫戍司令部人员的探访，他随即通知夏明翰等人迅速撤离。

在经过一番细致的商讨后，夏明翰与郭亮达成了共识，共同决策将保障李维汉安全返抵上海列为首要之务。

“杀我夏明翰，自有后来者。”

在这段岁月里，行事间潜行悄无声息，细腻周密，直至1933年之后，生活状况才逐渐好转。

自启程赴苏联深造并学成归来，李维汉于1933年毅然投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热土。正是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与金维映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02

熟悉小平生平的人，必定对金维映这个名字耳熟能详，她正是邓小平的继室。

邓小平、金维映

1933年，邓小平与金维映因故结束婚姻关系。

随后，金维映遵照组织的安排，被调任瑞金组织部，在李维汉的细致关怀与指导下，继续推进其工作职责。

在上海初创时期，金维映与李维汉便投身于隐蔽的斗争之中，两人在这一过程中相识相知。随后，在李维汉执掌江苏省委书记之职期间，金维映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工作。

双方对彼此的职业才能以及党忠诚度的坚定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携手共事多年，在工作中逐渐形成的默契和革命情感的深化，最终将他们紧紧地系在了婚姻的神圣殿堂中。

在那个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他们二人彼此心照不宣，将投身革命伟业视为当务之急，未曾急于追求个人与家庭的完整生活，反而决定将生育计划暂时放至一旁。

婚后，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中——全力推动瑞金红色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始阶段，前线对物资的需求急剧上升，与此同时，兵员不足的问题愈发突出。

李维汉，时任组织部部长，肩负重任，跃然成为主导此次事务的焦点人物。与此同时，金维映也在危机时刻被委以重任，被任命为瑞金突击队的队长，承担起为期一个月的扩大红军队伍的突击任务。

在夫妻二人的共同努力与众多红军战士的英勇拼搏下，他们仅用短短一个月便不仅完美地实现了既定目标，还超额完成了征召70余人的任务。至1934年1月4日，红军的力量已显著增强，人数已突破五百大关。

《红色中华》杂志特意颁发荣誉文章，以表彰这对夫妇的卓越贡献。在备受瞩目的荣誉名单中，李维汉（当时以化名罗迈闻名）名列首位，而金维映紧随其后，位居次席。

“阿金，今日，博古亲自将我召至他的办公室，向我透露中央红军即将展开转移行动的消息。”

金维映对此深感震惊，那一夜她辗转反侧，心中笼罩着对即将到来的转移的沉重忧虑。

对于李维汉与金维映而言，在长征途中能够成功规避被强制分离的命运，实属难以置信的幸运。众多当时身怀六甲或体弱多病的女战士们，不得不心有不甘地留在了原地。

在漫漫长征的征程中，到达终点者寥寥无几，仅存三十人，金维映便是这少数幸存者之一。

次年九月，即1936年的金秋之际，金维映在保安迎来了一个体格强健的男婴，为长征的胜利喜悦之余，又增添了一份家的温馨。

那时，红军正遭遇着严峻的考验，而金维映在分娩的紧要关头，身边并无医生与护士的悉心照料，唯有贺子珍、刘英等同志挺身而出，携手助她顺利渡过这一生死攸关的时刻。

这名孩童乳名罗小金，其名源于李维汉化名“罗迈”与金维映姓氏的巧妙结合，而他日后的正式名字则是李铁映。

李铁映的问世，不仅给李维汉与金维映夫妇带来了无尽的欢愉，也使得红军队伍中掀起了一片欢腾与喜悦的波澜。

民众不仅为新生儿的到来而欢呼雀跃，而且对那些勇敢跨越长征路的女红军所展现出的非凡体能素质充满坚定的信心。

在长征的漫长旅途中，女战士们普遍遭受着剧烈的身体不适，然而金维映却以惊人的毅力顺利产下了婴儿，这一喜讯为其他女战士们恢复健康带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

不久前，李维汉与金维映携子同行，最终在延安安家。他们选定杨家岭山坡上的窑洞作为居所，此决定标志着他们那悠长的流离生涯的终结。

金维映对这片窑洞怀揣着深厚的情感，她时常对李维汉由衷地感叹：“瞧，我们的家乡是多么的秀美啊。”

李维汉的答复中流露出浓郁的诗意：“的确，宛如塞纳河畔那座熠熠生辉的宫殿。”

这温馨的场景实为罕见，平日里，他们往往全身心沉浸于各自的工作之中，能与家人共度的时光寥寥无几。

尤为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金维映于1938年春季赴莫斯科深造，然而不幸的是，她于1941年所任职的医院不幸遭受了德军炮火的猛烈轰击。

这位英勇无畏的红军女战士，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闻讯的李维汉痛不欲生，五岁的李铁映从此与母亲永诀，再无重逢之时。

在深沉的哀痛之中，李维汉毅然肩负起党的重担，鉴于公务的繁重，他难以将充分的关爱投入到子女的教育抚养之中。李铁映，作为众多红军后裔中的一员，在延安的保育院里茁壮成长。

自幼便失去了母亲的庇护，李铁映早早地铸就了坚韧独立的品格。在同龄人之中，他总是那个杰出的领导者，组织才能尤为突出，因而被众人亲切地誉为“孩子王”。

在延安保育院的那些日子里，那段时光对李铁映来说，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烙印。

在1960年，李铁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留学生活中，满怀深情地寄出了一封饱含情感的信件。这封信是写给曾经悉心照顾他的保育院的，信中流露出他对那些无私奉献的阿姨们无尽的感激。

在鲜艳的国旗之下茁壮成长的李铁映，早年便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并远赴捷克斯洛伐克深造，专攻物理学。

他曾历任辽宁省委书记、电子工业部长等要职，并于1987年荣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他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跻身副国级领导行列。

03

步入人生暮年，李维汉内心不禁生发出一股强烈的愿望，那便是动笔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的佼佼者，他亲身见证了党的发展历程中诸多至关重要的里程碑。李维汉先生所著的回忆录，无疑将构筑成为党史研究领域的宝贵参考资料。

为此，中央即刻从相关部门紧急抽调了数十名同志，全力协助李老完成其回忆录的编纂任务。

迈入耄耋之年的李维汉，在撰写回忆录时，并非单纯依赖个人记忆。在向全体工作人员进行阐述时，他明确指出：

“史料的研究必须深入且严谨，严格进行核实，以确保人物形象的可靠性、言论的准确性以及特征描述的鲜明性，进而忠实还原历史的原貌。”

李维汉，子李铁映、铁林。

在1980至1981年这段岁月里，尽管李维汉先生年事已高，且身患重疾，他依旧意志坚定，毫无畏难之意，穿梭于长沙、武汉、南京、上海、西安等众多城市，全身心投入到资料的搜集与深入探究工作之中。

他亦将担负起引领团队的重任，将团队成员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划分为五个小组，并明确要求每周举行一次集体会议。在这些会议中，成员们将聆听他详尽的阐释，并跟随他提供的线索，协同整理出相应的资料。

步入耄耋之年的他们，仍旧每日埋头案牍，勤奋耕耘数小时。每日破晓时分，他们便在晨曦微露之前起身，上午与下午皆沉浸在历史文献的海洋中，一丝不苟地审阅由工作人员精心撰写的草稿。

李维汉将编纂回忆录的过程精妙地比作“先为小人，后化君子”，寓意着必须经历曲折与磨练（反复修订），方能最终锻造出定稿，成就一篇佳作。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即便在笔耕个人回忆录之际，李维汉先生始终未曾将个人经历置于显眼位置。他更倾向于凸显集体活动的繁荣景象与集体的辉煌成就，对个人经历有所提及，但从未过分凸显个人色彩。

李维汉(右二)

遵循李维汉先生最初的构想，本部回忆录被精妙地划分为27个独立章节。在1978年至1984年的那段时期，李老已圆满完成了其中的20个章节的撰写工作。

自《回忆新民学会》一经出版，继之以《大革命时期的湖南》的详尽剖析，进而对《建国以来十五年统战工作的回顾与再认识》进行深入的反思。

每一章节均如实记载了李维汉先生多年的亲身见闻，亦汇聚了他职业生涯中所累积的丰富经验和深刻的感悟精华。

1984年7月31日，李维汉先生长叹一声，满怀感慨地表示，他的健康状况已显现出令人担忧的征兆。因此，他不得不遗憾地宣告，自己的回忆录不得不暂时搁置。那七个尚未完成的专题，涉及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等多个领域，这让他心中充满了无尽的遗憾。

在这短暂而珍贵的十日时光里，李维汉先生不幸与世长辞。他亲笔审阅并修订的回忆录手稿，字数累积已至七十万言，构筑起一部浩如烟海的巨著。

李维汉不仅在其自传性著作中镌刻了深刻的个人印记，更以独特的匠心，撰写了一篇对瞿秋白生平的详尽论述。此文篇幅宏大，洋洋洒洒，共计五万余言。

本段详尽地勾勒了自“八七会议”起至1928年初的历史变迁，对当时以瞿秋白为领导核心的临时中央政府进行了客观、全面且深入的剖析，进而在此基础上，对自身进行了深刻而严厉的自我反思与批判。

李维汉的著作，为后世深入理解瞿秋白的生平历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实证资料。

在着手撰写个人回忆录之际，李维汉亦向党中央提出了编纂革命烈士传记的倡议，并将此构想与他的晚年两大心愿并驾齐驱。

在与主编同仁的交谈中，李维华言辞庄重，其语气中不自觉地透露出几分庄重，他郑重其事地表述道：

撰写烈士传记，不可局限于仅描绘领袖英豪……亦不应局限于共产党旗下英勇献身的烈士，更应涵盖那些秉持爱国信念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烈士；不应仅限于记录干部的事迹，亦需记录普通党员与革命民众的英勇篇章。

遵照李维汉先生的倡议，1981年，革命烈士传记编纂小组应运而生，随后便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搜集烈士名单，并主动向各省市及民政部门积极征求相关信息。

截至1979年岁末，我国各地正式编纂的烈士名录中，已收录姓名的烈士总数逾一百五十万之众。然而，那些尚未被录入或是虽已登记却姓名不明的烈士，其数量恐怕更为庞大。

编委会在众多候选人中经过严格筛选，最终精选出一千名具有显著代表性的革命先烈。针对这一成果，编委会向全国各省市及县级党史部门提出了具体建议。建议强调，各地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着手编纂烈士的传记或英名录。

李维汉面容上洋溢着喜悦之情，不仅亲自深度参与，更是倾注全力地指导了数篇传记的编纂工作。

陈昌烈士，往昔我们同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园中共度窗下时光，均为新民学会的核心成员，并在湖南省党的早期革命斗争中肩负着举足轻重的使命。

1930年，陈昌在长沙英勇献身，李维汉对这位英雄的英勇事迹了如指掌，因此，他满怀激情地投身于编纂工作的各个阶段。

在这两部承载着晚年心愿的佳作中，《回忆与研究》——李维汉先生的回忆录，于1986年5月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正式与广大读者见面。

《革命烈士传》的第一卷于1985年正式问世，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墨宝，陈云同志挥毫题写了书名，而李先念同志则亲笔撰写了序言。

遗憾的是，李维汉于1984年8月11日不幸与世长辞，未能亲见其“晚年心愿”终成著作。

临1984年岁末新春之际，李维汉不禁心潮澎湃：“薪火虽旺，忧虑依旧难以平息；暮年将至，志向仍怀揣着余晖。”

后 记

审视李维汉的一生，他不仅是新政协的开拓者，更是民族区域自治不遗余力的倡导者，同时亦担任我国首任民族工作机构的领军人物。

这不仅为我党在民族问题研究中树立起了开创新局面的重要里程碑，而且在党史研究领域的晚年生涯，他也同样奉献了卓越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