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忆述：与周恩来交往的片段与评价

吴国桢与周恩来，两位均在中国现代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无可忽视的杰出人物。吴国桢，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曾是蒋介石的坚定追随者，历任汉口、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以及“台湾省主席”等要职。周恩来则在留法期间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协助毛泽东领导武装斗争，最终助力革命取得胜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总理。他们在少年时代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成年后却成为了政坛上的对手，他们关系的变迁，充满传奇色彩与戏剧性。尽管关于他们交往的文章颇多，但多数并非严谨的学术研究，资料亦多源于传闻。本文立足于吴国桢已刊和未刊的回忆录等原始资料，旨在描绘吴国桢眼中周总理的形象，并着重展现两人数十年间友谊与斗争的交织。

一、同窗好友

“在过去两年间，我们三人不仅将业余时光的大部分共享，而且在心灵深处坦诚地交流着彼此的思想与青春梦想”，“我们三人对于宇宙间的种种现象总能达成共识”，以至于外界常戏称他们为“三剑客”。他们甚至模仿《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故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共识源于共同的思想根基和意识形态，三人皆深受儒学思想的熏陶。在吴国桢眼中，当时的周恩来“堪称孔子信徒的典范”，他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这位昔日的同窗竟会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周恩来，一位卓越的学子，在学校的中文课程中成绩优异，名列榜首。尽管他在演讲比赛中因声音略显尖锐而未能充分展现其演说天赋，最终仅获得第五名的成绩，但他却拥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在南开大学，他创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团——敬业乐群会。对我这个全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他特别设立了童子部，并亲自推选我为部长。在那段时光里，我养成了坚持写日记的习惯，周恩来时常翻阅我的日记，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将其在社团的月刊上公开发表。他亦是舞台上的明星，加入学校话剧社后，凭借清秀的外貌和尖细的声音，在戏剧表演中常被安排担任女主角。他曾邀请我也加入剧社，然而，由于我不太擅长表演，似乎没有适合我的角色。但他巧妙地为我安排了一个夫人的侍童角色，这个角色几乎无需过多表演。在戏剧舞台上，他扮演的女性角色总能令人叹为观止。每年南开大学都会上演一出面向公众的剧目，周恩来在其中的出色表现常常吸引无数崇拜者的来信。

1914年12月，周恩来在丁二班的国文传观中荣获第二名；1916年5月，作为三年二班的一员，他在默写国文中脱颖而出，名列最优；同月，他在全校的国文会考中夺得第一名；翌年6月，又在毕业考试中荣获国文最佳成绩。周恩来对各类课外活动亦抱有极大热情，1916年10月初，他在校内演讲比赛中荣获第五名，前四名依次是郑道儒、马骏、段茂澜和孔繁矞。至于敬业乐群会，该会系周恩来与二十余位同学于1914年3月共同发起，首任会长由张瑞峰担任，常策欧任副会长，周恩来则担任智育部长。此后，他先后担任过总干事、副会长、会长，并出任《敬业》杂志的总编辑。1915年夏季，童子部增设，旨在吸纳十五岁以下的低年级学生，周恩来负责指导该部，李福景担任部长，吴国桢则成为该部的重要干部。

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剧团中担纲核心角色，热衷于编剧、导演及布景等戏剧制作，更凭借其出众的演技，成功塑造了多部新剧中的角色。他的才华赢得了著名剧作家曹禺的高度评价，被誉为“革命话剧的先驱”。彼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以反封建为宗旨的新剧运动随之兴起，与旧剧形成鲜明对比。南开中学戏剧活动的繁荣，离不开校长张伯苓的大力支持。剧团作品多取材于现实，融合了思想性与艺术性，深受校内外的观众喜爱。然而，受限于当时的社会风气，男女演员无法同台，女性角色均由男性扮演。周恩来在剧中常扮演女主角，例如在《一元钱》中饰演孙慧娟、《仇大娘》中扮演范蕙娘、《华娥传》中的华娥、《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以及《醒》中的冯君之妹等。尽管他仅是业余演员，但精湛的演技让他声名鹊起，不仅在天津，更在北京和上海赢得了相当的知名度。事实上，南开的众多师生都参与了这些剧目的演出，吴国桢虽参与其中，但主要扮演的是一些小角色，如《一元钱》中的秋葵、《仇大娘》中的仇禄以及《恩冤缘》中的烧香小孩等。

作为《敬业》杂志的总编，在1916年10月，周恩来在《敬业》第五期中慷慨地占据了大量篇幅，公开发表了吴国桢的数篇日记摘录，同时配以详尽的按语进行深入阐释。

漫步南开园地，身陷熙攘的人群之中，结识的挚友日渐增多……然而，能以纯真之心相待，犹如手足般的，唯有两位。一位是李新慧（字福景），另一位则是吴峙之（字国桢）。新慧比峙之年长三岁，智慧非凡，与众不同。峙之当年仅十三岁，踏入南开之时，年仅十一。初次见面，我便认定他乃非凡之才。随着交往的深入，我才逐渐领悟到，峙之的才华实乃勤奋钻研的结晶。他自幼便天赋异禀，加之家庭的悉心培养，砥砺琢磨，终成一块美玉。翻阅峙之的家训与日记，我深知他的修养深厚，未来的成就无可限量，不禁感叹，若非良好的家庭教育奠定基石，世间子弟的成长实为憾事。而且，我对新慧与峙之，始终怀揣着真挚的情感。每当见到新慧，便让我由忧转喜，坦诚相见，渴望与他畅谈一整天，真希望有他相伴，不愿一日分离。而与峙之交谈，则常常是促膝长谈，论道论文，笑语欢声之中不失庄重，让我心旷神怡。因此，尽管他们年纪轻轻，却已成为我宝贵的益友与诤友。

周、李、吴三人之间的默契与契合，在字里行间逐渐显露，并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周恩来对吴国桢的家教、天赋、品格以及学识，都怀有由衷的敬意，他对这位知己与朋友的未来充满期待，赞誉他为“远大前程”的化身。自四五岁起，吴国桢便展露了非凡的才华，甚至能够流利地倒背《三字经》，被誉为“神童”。周恩来对这位年幼的晚辈的特别关爱，背后自有其深刻的缘由。

吴国桢所撰写的日记共十八篇，总字数约为五千字，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他阅读《资治通鉴》、《战国策》等经典著作时的感悟，以及他在校园时光中的学习与生活片段。在这十八篇日记中，有三篇特别记载了他与周恩来总理的交往经历，而这同样是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关于吴国桢谈论周恩来最早的文字记载。

闲暇时光，我与周翔宇（恩来）、刘浩、沈祖征等至交好友相聚一堂，就球队的训练策略展开深入讨论……

四月八日，我有幸与童子部队的队员们携手前往高家庄的李氏小学，参加一场筐球比赛。清晨七点半，我们整装待发，队伍中共有十一人，姜更生先生作为我们的向导。会长周翔宇君亲自送我至门前，并为我们送上了胜利归来的美好祝愿……

在悠然时光里，我与挚友周翔宇交流关于处理事务的智慧。翔宇说：“应对会务，必须坚持坦率公开的态度，对促进会务的一切积极因素，都要竭尽全力，这样才能助力会务的兴旺发展。”我赞同地回应：“这不仅是处理会务的法宝，治国理政亦是如此。如今袁项城因待人失诚，终落得悲惨结局，这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古语有云：‘待人以诚，用兵以奇’，这句话难道不是真理吗？”翔宇听后，不住地点头，赞叹道：“你的见解真是深刻！”

在持续的三年交往中，吴国桢察觉到一件颇感困惑的现象：周恩来尽管言辞滔滔，却对自己家族的背景秘而不宣，提及父亲的话题更是三缄其口。“尽管他时常莅临我在北京的居所，却仅邀请我一次造访他的天津之家。在零星的对话中，我偶尔能从他的言辞间捕捉到些许线索，据此推测，他的父亲或许已经离世，又或许深陷某种令人难堪、难以启齿的变故。”基于这些观察，吴国桢推测周恩来可能正承受着某种家庭隐痛。

1917年夏日，吴国桢尚未完成学业，却已迫不及待地迈入北京清华园的大门。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领取毕业证书后，与吴国桢携手走出南开中学。同年8月至次年4月，周恩来远赴日本深造，期间亦曾短暂回国探亲。翌年5月，他们在北京与天津两地，共同投身于那场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同年9月，周恩来踏入南开大学继续深造，次年11月，他踏上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旅程。在周恩来启程前夕，两人频繁书信交流，亦时常相聚。李福景在南开毕业后，亦随周恩来一同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他投身技术领域，长期服务于京奉铁路，始终未曾涉足任何政党或政治活动。此后，吴国桢多次试图探听李福景的消息，但因各自忙碌于南北两地的工作，两人未能重逢，渐行渐远，直至音讯全无。

数十年时光流转，吴国桢时常沉思：“三剑客”在青少年的成长阶段，彼此交往紧密，见解亦趋同。然而，步入人生不同阶段后，他们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我坚定地信仰民主，周恩来则投身于共产党的怀抱。至于李福景，据我所知，他对政治并无兴趣，始终保持中立立场。吴国桢认为，探究三人各自的人生轨迹，应从他们的家庭背景中探寻原因。我们三人无例外地来自中产阶层，家境既非富足亦非贫困。我自幼生活在幸福而美满的家庭中，而周恩来则不然。他自幼由伯父抚养成人，尽管他表面上看似一切安好，但在我眼中，他的内心似乎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沉重。他抱负远大，然而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未能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只能自立更生。若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与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大量雇佣能流利使用外语的翻译随行，周恩来或许便会错失出国的良机。在那段时期，他内心的痛苦无疑达到了极点。正是凭借那次机遇，他得以赴法，深入体验了欧洲因大屠杀而陷入的混乱与不满，由此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狂热的信仰。至于李福景，他的境遇则截然不同：他继承了双亲的遗产，两位叔叔均膝下无子，他的生活受到了周密的呵护，人生轨迹自一开始便已被预设。最终，他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二、廿载别离

1921年，吴国桢在清华学校圆满完成了学业，随后幸运地获得了赴美深造的宝贵机会。1926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后便毅然返回了祖国。与此同时，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踏上了前往欧洲的旅程，并在那里接触并深入学习了共产主义思想。在海外期间，他积极发起并领导了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最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周恩来带着满腔的爱国热情重返巴黎。

一位扎根美国，另一位漫游欧洲，尽管他们已失去联络，却各自深受西方两种迥异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的熏陶，各自踏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吴国桢归国后，持续追寻周恩来的下落，只听闻他已回归祖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在黄埔军校执掌教鞭。有人曾向吴国桢透露，周恩来可能在汉口，他于是前往寻找，却终无所获。初返国时，吴国桢应张君劢之邀，曾短暂执教于江苏宝山（现属上海）国立政治大学。然而，他的雄心壮志终究不在于学术殿堂，而是渴望投身政坛。不久后，在蒋作宾与孔庚的举荐下，他加入了国民党。在1927至1928年间，他相继担任了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及交际科科长的职务。

一日，吴国桢在走访上海法租界中的旧交时，于公共电车之上，邂逅了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陌生人。该男士的步态与面容，不禁让吴国桢联想到已逝的旧知周恩来。他主动与之搭讪，但得知两人并无瓜葛。吴国桢坚信，仅凭声音辨析，此君便是周恩来。然而，对方坚词否认。电车即将停靠之际，那名男子敏捷地跳下车去，并未逗留，很快消失在人群中。此人究竟是不是周恩来？若果真如此，为何不愿相认？或许自国共分道扬镳以来，周恩来已成为追捕目标，赏金在望。或许，他这么做是为了保全自己，又或许是避免拖累吴国桢。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揣测，真相唯有历史能揭晓。

自1928年起，吴国桢被调往华中地区任职。次年年初，他临时接任了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一职。蒋介石对这位年轻有为、博学多才的留美博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便赋予他重任，任命他为汉口市长。彼时吴国桢年仅二十九岁，其仕途可谓一路顺风。相较之下，周恩来的人生轨迹则大相径庭。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力量，他在1927年8月1日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此后，他长期在上海、武汉等地秘密进行地下活动。不久后，他又转战江西，投身于中共的根据地建设。

我始终难以置信，这样一个既怀抱理想又满载智慧的朋友，一个在南开时期结交的挚友，竟然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当时，蒋介石在汉口设立了剿匪总部，吴国桢作为当地的行政长官，他的职责之一便是协助清除共产党的地下势力。在这一过程中，他获取了大量有关周恩来行踪与活动的机密情报，对周恩来产生了特别的关注。尽管我对共产主义的本质已有一定的了解，对其未来前景并不抱有期望，但对于这位昔日的同窗，我心中仍保留着一丝温情……时常会倾向于对他采取宽容的态度。

吴国桢深受一场事件的震撼。1931年，中共资深干部顾顺章被国民党当局捕获，随即被押解至蒋介石位于汉口的总部。顾顺章供出了遍布全国各地的约三十个中共地下组织，并透露周恩来对这些组织实施监督，并曾训练一支特勤队伍以执行党的纪律。顾顺章当时寓居于上海公共租界，由于国民政府无法管辖外国租界，于是紧急派遣特警分队至其家属住所提供掩护。吴国桢的市警察局匆忙调派了一名警官，然而不久后，该警官返回并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顾顺章全家已遭遇不幸，且有邻居证实，一名与周恩来外貌相近的人物也曾出现。这则消息令吴国桢深感忧虑，尽管多方查证，他却始终未能找到任何反驳的证据。吴国桢迫切地想要了解：周恩来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以及变化的背后原因。直至1937年下半年，他终于迎来了一个机会——两人分别二十年后在汉口重逢。

三、合作抗日

在历经长征的艰难险阻与西安事变的波澜壮阔之后，周恩来同志顺应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潮流，抵达了汉口。此时，他不再是昔年被悬赏十万大洋通缉的“通缉犯”，而是荣耀地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同时肩负起“陕甘宁特区政府”与“八路军”的双重使命。

自南京陷落之后，武汉三镇便成为了抵御侵略者的关键阵地，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肩负着艰巨的政务重任。某日，他下班回家，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周恩来曾前访，并留下了一张名片。吴国桢立刻动身，前往旧日租界中街89号的大石洋行内的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迎来了两人久别重逢的喜悦时刻。他们紧紧相拥，彼此间保持着适当的礼节。在吴国桢眼中，尽管时光荏苒，周恩来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风采，其特质与校园时代如出一辙，岁月与艰辛并未在他那光洁而俊朗的脸上留下丝毫痕迹。为了重温旧情并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设宴款待周恩来。他们夫妇二人对此事深思熟虑，考虑到周恩来身为共产党人，或许不愿参加一场正式的宴会，于是他们安排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仅邀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老南开校友作陪。周恩来当天显得格外高兴，老友们欢聚一堂，他畅饮佳酿，让在座者无不感到欣慰。“每当他对谈话充满热情，依旧显得精神矍铄。谈及往昔的美好时光，他的脸上总会流露出感人至深的温馨。”

用餐过后，周恩来对吴国桢提出：“我需尽地主之谊，然而我的住处条件并不如您家这般舒适。能否借用您的住所，今日邀请这些人再聚一堂，让我来安排菜肴。”吴国桢欣然同意。到了约定之日，众人品尝了由银行公会顶级厨师精心准备的，每桌价值三十六元的丰盛宴席，这在汉口堪称极致之选，而周恩来带来的美酒同样上乘。大家欢聚一堂，畅饮不绝，几近微醺。南开同学段茂澜胆敢问周恩来：“您的薪水多少？”周恩来回答：“五元。”众人听闻，惊讶不已。周恩来补充道：“确实只有这么多。”有人好奇地问：“您怎么负担得起如此一桌的酒菜？”周恩来回答：“由我的党组织来承担。”接着有人问：“那您的皮衣又是如何获得的？”周恩来回答：“这也是党组织提供的。”还有人好奇：“难道您有任何东西不是党组织提供的吗？”周恩来回应：“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共产党人共享一切，我并不占有任何东西，党组织提供我所需的一切。”客人们陆续离开，最终只留下周恩来与吴氏夫妇。周恩来问吴国桢：“您对目前的职位满意吗？”吴表示满意。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我想您最多能升至某部副部长，您的志向是否还超越此阶？”吴国桢回答：“我的志向是竭尽所能，为祖国贡献自己。”周恩来点头称是，随后告别。

二十年后，重逢之际，表面上是欢声笑语，但吴国桢心底却对这位旧友怀揣着深深的猜疑与警惕。他在1955年的文字中如此写道：“于那些对他知之甚少的人来说，他似乎依旧如昔，但对我而言，情况却大相径庭，我深知他的本真。在南开求学之际，我便能凭借直觉洞察那位擅长演绎女性形象的周恩来，与那位向我敞开心扉、倾诉衷情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而当我们于汉口重逢，我发现那个真实的周恩来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则是在言谈间巧妙扮演角色的周恩来……”

“你是否已经重新考虑了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吴国桢坚持原意。最终，两人分道扬镳，后来分别抵达重庆。据吴国桢事后回忆，周恩来当时可能是在尝试对他进行统战工作。

“在日常的公开场合或会议之外，我们难得一见。” 回顾抗战初期的国共携手，双方的相处尚算融洽，但自战局进入中期，分歧与摩擦逐渐增多，特别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险些导致两党的决裂。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对吴国桢与周恩来之间的友情造成了冲击。南开校友总会曾推举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杭鼐如与杜建时五位校友担任总干事。吴国桢与周恩来偶尔会在津南村南开中学相聚，或在张伯苓先生府上共进晚餐，双方时常因政见不同而引发激烈的争论。面对这两位杰出的学生，张伯苓先生曾试图化解他们的矛盾：“在我看来，只要你们二人不再争执不休，我国便能享有安宁。” 然而，两位领导人的裂痕并非轻易能够凭借老校长的寥寥数语得到弥合。据吴国桢的哥哥、同样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吴国柄回忆，他曾劝诫弟弟远离周恩来：“周恩来此人深谙共产党之道，即便目前国共合作，未来也难免势同水火。他的立场与我们大相径庭，实在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危险人物，今后切莫再与他有所往来。”

经过长期的交往与深入观察，吴国桢最终深刻认识到，周恩来在中共内部已崭露头角，成为一位极其杰出的人物。在他看来，共产党人一般并不依靠个人魅力来争取支持或施加影响，鲜少有共产党人致力于塑造自己的风格与个性魅力。然而，周恩来与众不同，凭借其卓越的才华，有效地推动了中共事业的发展。吴国桢曾将他所遇到的共产党人分为沉默寡言、激情澎湃、故作愚拙和紧张焦虑四种类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任何一种，他独树一帜。

在与毛泽东交谈的时光里，无论他是否开口发言，总让人深刻地意识到他作为共产党人的身份。而与周恩来交流，却逐渐将他的政治立场淡忘。在与其他共产党人进行协商时，人们常对对方尖锐的言辞和偏颇的立场保持高度的警觉。然而，与周恩来谈判，却常常让人陷入一种错觉，仿佛世间万物皆有正反两面，唯有在彻底查清真相之前，先采纳其言，方能显露出公正与客观。